中介招代怀孕_二胎生不生 这是个问题

2020-02-21 04: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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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孩政策全面放开,如惊雷般炸响在普通人的生活中,朋友圈“遭遇”刷屏,见面寒暄总要问一句,生还是不生?政策的受益人群,的确陷入了纠结。生还是不生,还真是个问题。
70后:令人纠结的末班车

青岛的李想在得知政策的一瞬间,的确心动了,最近一直在和家人商量这件事。促使她考虑生二胎的,是老人和孩子。她是名70后,家里老大已上初中,正在“闹独立”,不喜欢老人跟在屁股后面。所以习惯了天伦之乐的老人有些失落,鼓励她和丈夫再要一个。
李想很孝顺,但考虑老人的心理,只是一个因素。她说,“其实也是想再给自己一个机会,第一次养孩子没有经验,有很多缺憾,希望再有一次机会。”
但身为事业关键期的职场女性,兴奋之余便陷入了纠结。
首先是接近40岁的年龄让她有些发怵,身体状况能不能搭上这趟末班车?李想倒是个行动派,她怀着忐忑的心去医院咨询医生,却遇到了不少同类——处在尴尬的年龄,要考虑家庭的需要,甚至有的是因为第一胎是女儿,家里给压力,希望再生个儿子。医生给的建议也都差不多:高龄产妇二胎需要谨慎,现在要孩子并发症风险会增加。
接着想到的是孩子的教育。老大马上升高中,这一路走来,李想感觉操心最多的还是教育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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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然要倾尽所能,给孩子最好的教育,但最好的教育,并非金钱能解决,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”事业正在爬坡期的李想甚至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:“要孩子还是要事业?”
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并不充足,比如让很多家庭都头疼的“入托难”。单位里的年轻同事经常跟李想抱怨,由于幼儿园数量有限,优质的幼儿园更是不够用,很多达到年龄的孩子却迟迟入不了园,每年幼儿园的报名处就像临近春运的售票口一样。
李想觉得,要让70后的女性在考虑要二胎的时候,多一分信心,少一分顾虑,公共资源应该更给力一些。
最后想到的才是自己。李想想起老大刚出生时的忙乱,每天在孩子的哭声中起床,又伴随着孩子吵闹中睡去。正是爱美的年纪,由于缺乏经验,又无老人帮忙,“整天蓬头垢面,浑身上下都是孩子的味道,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想照镜子,出门走路都是低着头,刻意不去直视别人的眼睛。”再次回到那样的生活,的确需要勇气。
但是,与各种现实考量相比,李想更倾向于以爱的名义生个“老二”。毕竟生孩子这种事情,不得不考虑现实压力,却并不是寻常压力能够阻止的,也不能单纯从功利角度考虑问题。“别的都不考虑,单从孩子角度看,就应该给他添一个弟弟或妹妹,现在的孩子太孤独了。”李想说。
80后:“生”与“升”的选择

85后王莉倒是很坚决,她觉得自己不太可能会生第二胎。
王莉说,单独二孩放开以后,她和丈夫还挺羡慕身边符合条件的朋友,但真正有机会了,细想一下,还是不能生。
主要是现实的考量,王莉在一家国企工作,正处于事业的发展期。“对于女性而言,30岁到40岁之间是职业发展的黄金期,当然也是生育二胎的黄金期,如果选择二胎很可能意味着要放弃一些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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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王莉很清醒。
王莉顾虑的不仅仅是产假对工作造成的“真空期”和代孕期间各种琐碎的事,还有生完孩子后要面临“带两个孩子的困难。”虽然5岁女儿有退休在家的父母帮忙照顾,但还是少不了操心,“有时候觉得力不从心,更何况生完孩子,至少两岁之前是离不开妈妈的。” 王莉说。
4年磨练,王莉已经算得上是单位的骨干了,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是为单位创造价值的时候,日程里写满了繁忙,“早上7点多出门,晚上7点才能到家!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,生了二娃,没时间陪伴孩子,心里会很愧疚;又不甘心做全职妈妈,毕竟研究生毕业,我也希望能实现一些人生价值。”王莉有些无奈。
除了职业发展的顾虑,最“头大”的就是经济因素。作为“京一代”家庭要二孩自然要慎重一些。王莉一家五口住在北京四环的6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,如果考虑二胎,不可避免的话题是换一套大些的房子,“五环外的房价都不一定承担得了,况且通勤的压力也来了。”
其次是教育成本的问题,刚上小学的女儿让王莉关注到了这个问题,“女儿上的是公立幼儿园,每月花费1300元,另外还有钢琴班、美术班、舞蹈班、英语辅导班等兴趣班每年需要支出27000元以上,仅女儿教育一项每年支出就要三四万,加上每月1万多的房贷和生活、医疗成本,目前还能承受,如果再加一个孩子,难免对生活质量和大女儿的培养造成影响,我觉得对工薪家庭来说,要‘二娃’压力真不小。”王莉一口气报出了家庭账本。
“不少国家有社会抚养费等举措,从经济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给予帮助。”王莉说,“虽然我知道国内短期内实现不太可能,但要真正让政策达到预期效果,应该在社会抚养待遇方面能有所提高。”王莉说。
专家:公共服务必须到位

纠结、观望是不少适龄年轻人现在的心态,让她们犹豫不决的,正是痛点所在——公共服务缺乏。
“现在的社会资源供给和运行机制,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,主要是适应一个家庭一个娃的家庭结构。”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杜洁说。她认为,要真正发挥政策的效能,还要调配好公共资源,让年轻人生娃的同时,能够不影响家庭生活质量、不影响自我职业规划。
杜洁认为,从公共政策角度,要解决好公共服务的几个关键点,让年轻人真正自由选择,而不是受到外在环境资源的制约,作出不得已的选择。
首先是把生育保险制度完善起来,尽管法律法规均有明确规定,但执行层面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。在一些私营企业,年轻女性生孩子期间很难拿到基本的津贴,“如今政策环境发生变化,如果是出于鼓励女性生育的角度,就应该真正把这项保障举措落到实处,让生孩子这件事情,尽可能地不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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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是大力发展公共托幼事业,杜洁认为,托幼产业应该有更明确的政策支持,就像养老产业一样,不仅在量上要有扩张,质上也要有明显的提升,以减轻年轻夫妇生育二孩的时间成本和教育成本。“比如1—3岁孩子的托管服务,我们面前基本是空白。”
第三个政策关键点是消除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。“如果因为生孩子这件事情,女性在就业上遭遇歧视,处于弱势地位,那她们的生育积极性将大受影响。”杜洁说,“事实上,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。”杜洁曾经跟踪研究单独二孩放开后对女性就业的影响,发现很多企业因为担心用人成本升高,已经开始为女性就业设置隐形障碍。
“必须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监管,管控好、消除好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性别歧视。”杜洁呼吁,她认为,女性生育孩子也是一种劳动,其部分成本也应由社会共担,“如果因此而歧视女性,至少说明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仍需提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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